一名小法医的成长之路

□ 我和司法鉴定

□ 董国凯

15年前，我第一次动手进行了法医学尸体解剖，跟着我的两位老师，在一家医院的停尸房里辛苦工作了3个多小时。当时条件有限，我记得我们是蹲在地上完成的，开颅用的还是板锯，汗水时不时淌进眼睛，两条腿蹲得失去知觉，耳边不停响起老师的话：“这里照张相，这里轻一些、不要用力，这里打开看一下……”完成尸检回实验室时，需要乘坐出租车，司机盯着我拎着的解剖箱和塑料桶（塑料桶里装着检材器官）充满了疑惑，带教老师淡定地说了一句：“我们刚钓完鱼。”当晚，我兴奋得难以入睡，但又充满疑虑，这法医工作和影视作品里的不一样啊，跟自己想象的差距太大了。那时我研究生一年级，满怀热情从临床医学专业转到法医病理专业不到一年。

2007年，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正如火如荼。我刚刚参与完成50余例法医病理学鉴定，从尸检、取材到制片、阅片，从机械性损伤、机械性窒息到中毒、猝死，从分析案情到撰写报告，从单纯的兴奋到对学艺不精的惶恐，夹杂着自己对法医工作的忧虑，融易资讯网（www.ironge.com.cn），在老师的不断叮嘱下，应聘到了一家医学院校的法医学教师岗位，同时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小法医。

参加工作后，尤其是取得司法鉴定人资格后，我才开始对法医工作有了真正的理解，开始直面各种鉴定实践问题。一方面，是尸体解剖本身，曾经有朋友问我：“解剖完尸体，你晚上能睡着觉吗？”我说：“不一定，如果当时能发现死因，睡得很踏实；如果当时发现不了死因，我整晚琢磨，睡不着。”另一方面，是尸体解剖工作之外的问题，有时会被人跟踪、录音，有时会收到伪造的病历资料，还碰到过携带农药、菜刀的当事人。在完成大概300多例尸检之后，我对法医鉴定工作的忧虑达到顶点，曾想到过放弃自己的工作。但当看到死者家属那种言语难以表达的无助和发自心底感谢的眼神，还有委托方拿到报告后的信任和欣喜，成就感是别人难以体会的，自己最终坚持了下来。

曾有一例4岁男童在幼儿园发生意外后经抢救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的案件。对于昏迷原因，家长与幼儿园各执一词，家长认为是外伤所致，而幼儿园认为是癫痫引起的。起诉至法院后，法官无法明确是外伤还是疾病导致的昏迷，而接诊医生也没有明确诊断，不能提供关键证据。该案案情复杂，且已被当地报纸及网络传播。接受法院委托后，我仔细审阅送检材料，发现住院病历虽未记载体表存在包括勒痕在内外伤，但却明确记载了入院时面部包括睑球结膜存在出血点，而其余部位未见异常。结合案情、现场及影像学资料，我认为该男童在幼儿园玩滑梯时，甩帽衫的带子不慎挂在滑梯顶部的缝隙里，后甩帽衫作用于男童颈部导致了机械性窒息发生。最终为法庭提供了令人信服的鉴定意见，平息了社会矛盾。还曾有一例怀疑意外溺水的案件，在尸体解剖过程中，我发现死者虽系生前溺死，但存在一些溺死无法完全解释的腹部脏器的外伤，同时在了解案情的过程中还发现该死者生前购买了较多人身意外保险，受益人为其丈夫。尸检结束后，我与委托单位特地赶到溺水地点勘察现场了解情况，并就现场与尸体检验所见及时与委托单位沟通，后来该案被证实是一起杀妻骗保案件。

徐州作为五省通衢、四省交界之处，每年都会有大量情况复杂的案件发生，徐州医科大学司法鉴定所作为该地区比较有影响力的鉴定机构，一直承担着艰巨的鉴定工作。我碰到过情况紧急、春节期间进行尸检的案件；碰到过尸检结束被人跟踪、后被一方当事人持刀“护送”的案件；也碰到过被当事人威胁自身及家人人身安全的案件；还曾经对家庭困难且不能出行的伤者提供过免费上门服务。在面对利益诱惑、外界压力时，不为所动；对高腐、有传染病的尸体，能够从容面对；遇到当事人冲动、不理解时，就耐心地运用所学知识，对争议问题进行解答。这些都让我对法医工作有了自己的认识，法医鉴定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辛苦和知识、经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和荣誉感，要坚持科学、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使公平正义得以体现。

近年来，随着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不断推进，法医类司法鉴定人的工作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同时社会对法医类司法鉴定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法医类司法鉴定人的责任较之以往更大。这促使我不断努力，不断加强业务能力，秉持司法鉴定人的职业操守，为我国司法鉴定事业作出更积极的贡献。